王选，江苏无锡人，1937年2月出生于上海。1942—1954年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小学就读，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。现任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、教授，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、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。王选教授为中国现代印刷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我4岁时进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小学附属幼稚园，5岁入一年级，直到高三毕业，在南洋模范（简称南模）上学达13年。南模从30年代起成为上海的名校，校友中有20多名院士，也有不少海外的知名学者。朱?基同志任上海市市长时，有一次谈起上海的中学教育，专门提到了南模，他说他1947年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电机系，大学一年级时发现同班两位同学学习成绩比他还好，一问才知道毕业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。中小学的水平关键在于师资，小学时教我历史的是陆维周先生，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，我至今仍喜欢历史大概与小学时的基础有关。我从小学开始语文成绩一直较好，小学5年级时举办过一次作文比赛，我还得到了优胜奖。当时抗战胜利，很多同学在作文中叙述了抗战中的经历，我在作文中则谈到了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：日本人占领上海后，我父亲把一本有中国军人照片的画刊放在我的抽屉里，以免被搜走，我便一直精心保存了这本画刊直至抗战胜利。南模高中毕业生中大多数考入理工科，但语文、历史等文科知识对我后来的科研和教学大有好处，所以我很赞成理工科学生要增加人文科学知识，而文科学生应具备更多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。
南洋模范小学教导主任陈有端先生是师范毕业，他组织了不少有意义的课外活动来培养学生对科学的兴趣。我印象较深的是参观明代科学先驱徐光启的墓地，徐光启最早引入和翻译西方科学著作，而南模和我的出生地均在徐家汇，也是徐光启的祖居所在地。参观徐家汇天文台和佘山天文台，并由有关专家在现场介绍天文知识，使我们这些小学生萌发好奇心，而好奇心是科学发现和创造的重要推动力。
小学的学习环境是宽松的，只要上课比较专心，每天的课外作业大约一小时就能完成，剩下的时间就是做各种有趣的事情。我小学时课余的爱好是打乒乓、拍毽子和在泥地上打玻璃弹球，练就了一些“绝技”。这些户外活动培养了同学间的友谊和集体精神。大概由于我人缘较好，有一次以压倒多数的票数被选为班上品行最好的人。小学5年级我被选为班长，以后一直当学生干部直到大学毕业。12年学生干部的经历使我终身受益。除了组织能力、交往能力的提高外，更重要的是，学生干部必须懂得为别人考虑、为别人服务，习惯于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，而这些是一个人能够作出成绩的不可缺少的素质。前几年我看到了美国某著名心理学家的一个公式：“I＋We＝Fully（developed）I”，只有把个人融入集体，才能体现完整的自我价值，而小学和中学的环境，使我在青少年时代就较好地融入了集体。
1948年小学毕业时，我以班上第二名（第一名是位女生）的成绩升入初中。但不巧的是，南模初中部从那年起迁往郊区七宝镇，必须住宿。父母兄姊均劝我改读其他中学，高一时再考回南模，但我已对南模有了感情，加上想当从幼稚园到高三的第一届“元老”，所以坚持去了七宝。想不到坏事变成好事，七宝的条件差，没有电，晚上自习点的是汽油灯，宿舍里是煤油灯。从11岁起三年的住宿生活对我的锻炼不小，初一时不论寒暑，每天清晨出操。七宝初中部地方较大，我的课余活动又增加了踢小足球和玩捉人游戏，国民党军队留下的碉堡成了我们玩游戏时躲藏的场所。在这种集体活动中，性格孤僻、自私和不合群的人是不容易受欢迎的，也会受到压力的。而这些缺点恰恰是今天高科技时代取得成就的重要障碍，需要在青少年时代加以纠正。南模初中的老师比小学更加优秀，数学老师刘叔安先生已年过花甲，经验丰富，上课时轻松愉快地教会我们很多知识，也启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。我喜欢数学是从初中开始的，有一次学期中间我就把该学期数学课程的全部习题提前做完了。
初中毕业时我以班上名列前茅的成绩升入高中，并在14岁那年加入共青团，以后就一直任团干部。
南模高中部的特点是名师多，40年代和50年代初南模对高水平教师实行高薪，使一些老师宁愿放弃交大副教授或讲师的职位到南模任教。教物理的俞养和、贾冰如，教化学的徐宗骏、沈克超，教历史的沈起辉，教数学的吴宗初等先生均为学术渊博的名师，50年代中期他们和其他一些优秀教师先后调入大学任教，使南模损失不小，无怪当时校长沈同一先生说：“南洋模范是一碗馄饨，现在把馄饨都捞走，只剩一碗汤了。”其实，还留下若干大“馄饨”，例如后来的校长、著名的特级教师赵宪初先生，他教三角是一绝。文革期间，赵先生进了牛棚。一位著名美藉华人学者访问上海，指名要见赵先生，于是在工宣队的“陪同”下赵先生出现了。那位学者一见面就深深地鞠躬说，“中学的课程我已忘了，唯独赵先生教的三角记得”。上述这些名师都教过我，他们的教学生动活泼，特别重视概念清楚，从来不搞题海战术、疲劳轰炸，而是启发学生的兴趣和主动性。习题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原理，应该每做完一道题就思考一下有些什么收获，绝不是习题做得越多越好。高中期间每天家庭作业也从不超过二小时，所以我可以花很多精力从事社会工作，高一时全班仅我一个共青团员，高三时已发展了十多个团员。近年来我在北大方正研究院招聘员工时很注意他们是否当过干部，因为组织管理能力对于研究、开发和经营都是至关重要的。
中小学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，幸运的是我在南模受到良好的教育，为大学学习和日后取得成绩打下了扎实基础。
王选，江苏无锡人，1937年2月出生于上海。1942—1954年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小学就读，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。现任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、教授，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、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。王选教授为中国现代印刷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我4岁时进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小学附属幼稚园，5岁入一年级，直到高三毕业，在南洋模范（简称南模）上学达13年。南模从30年代起成为上海的名校，校友中有20多名院士，也有不少海外的知名学者。朱?基同志任上海市市长时，有一次谈起上海的中学教育，专门提到了南模，他说他1947年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电机系，大学一年级时发现同班两位同学学习成绩比他还好，一问才知道毕业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。中小学的水平关键在于师资，小学时教我历史的是陆维周先生，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，我至今仍喜欢历史大概与小学时的基础有关。我从小学开始语文成绩一直较好，小学5年级时举办过一次作文比赛，我还得到了优胜奖。当时抗战胜利，很多同学在作文中叙述了抗战中的经历，我在作文中则谈到了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：日本人占领上海后，我父亲把一本有中国军人照片的画刊放在我的抽屉里，以免被搜走，我便一直精心保存了这本画刊直至抗战胜利。南模高中毕业生中大多数考入理工科，但语文、历史等文科知识对我后来的科研和教学大有好处，所以我很赞成理工科学生要增加人文科学知识，而文科学生应具备更多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。
南洋模范小学教导主任陈有端先生是师范毕业，他组织了不少有意义的课外活动来培养学生对科学的兴趣。我印象较深的是参观明代科学先驱徐光启的墓地，徐光启最早引入和翻译西方科学著作，而南模和我的出生地均在徐家汇，也是徐光启的祖居所在地。参观徐家汇天文台和佘山天文台，并由有关专家在现场介绍天文知识，使我们这些小学生萌发好奇心，而好奇心是科学发现和创造的重要推动力。
小学的学习环境是宽松的，只要上课比较专心，每天的课外作业大约一小时就能完成，剩下的时间就是做各种有趣的事情。我小学时课余的爱好是打乒乓、拍毽子和在泥地上打玻璃弹球，练就了一些“绝技”。这些户外活动培养了同学间的友谊和集体精神。大概由于我人缘较好，有一次以压倒多数的票数被选为班上品行最好的人。小学5年级我被选为班长，以后一直当学生干部直到大学毕业。12年学生干部的经历使我终身受益。除了组织能力、交往能力的提高外，更重要的是，学生干部必须懂得为别人考虑、为别人服务，习惯于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，而这些是一个人能够作出成绩的不可缺少的素质。前几年我看到了美国某著名心理学家的一个公式：“I＋We＝Fully（developed）I”，只有把个人融入集体，才能体现完整的自我价值，而小学和中学的环境，使我在青少年时代就较好地融入了集体。
1948年小学毕业时，我以班上第二名（第一名是位女生）的成绩升入初中。但不巧的是，南模初中部从那年起迁往郊区七宝镇，必须住宿。父母兄姊均劝我改读其他中学，高一时再考回南模，但我已对南模有了感情，加上想当从幼稚园到高三的第一届“元老”，所以坚持去了七宝。想不到坏事变成好事，七宝的条件差，没有电，晚上自习点的是汽油灯，宿舍里是煤油灯。从11岁起三年的住宿生活对我的锻炼不小，初一时不论寒暑，每天清晨出操。七宝初中部地方较大，我的课余活动又增加了踢小足球和玩捉人游戏，国民党军队留下的碉堡成了我们玩游戏时躲藏的场所。在这种集体活动中，性格孤僻、自私和不合群的人是不容易受欢迎的，也会受到压力的。而这些缺点恰恰是今天高科技时代取得成就的重要障碍，需要在青少年时代加以纠正。南模初中的老师比小学更加优秀，数学老师刘叔安先生已年过花甲，经验丰富，上课时轻松愉快地教会我们很多知识，也启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。我喜欢数学是从初中开始的，有一次学期中间我就把该学期数学课程的全部习题提前做完了。
初中毕业时我以班上名列前茅的成绩升入高中，并在14岁那年加入共青团，以后就一直任团干部。
南模高中部的特点是名师多，40年代和50年代初南模对高水平教师实行高薪，使一些老师宁愿放弃交大副教授或讲师的职位到南模任教。教物理的俞养和、贾冰如，教化学的徐宗骏、沈克超，教历史的沈起辉，教数学的吴宗初等先生均为学术渊博的名师，50年代中期他们和其他一些优秀教师先后调入大学任教，使南模损失不小，无怪当时校长沈同一先生说：“南洋模范是一碗馄饨，现在把馄饨都捞走，只剩一碗汤了。”其实，还留下若干大“馄饨”，例如后来的校长、著名的特级教师赵宪初先生，他教三角是一绝。文革期间，赵先生进了牛棚。一位著名美藉华人学者访问上海，指名要见赵先生，于是在工宣队的“陪同”下赵先生出现了。那位学者一见面就深深地鞠躬说，“中学的课程我已忘了，唯独赵先生教的三角记得”。上述这些名师都教过我，他们的教学生动活泼，特别重视概念清楚，从来不搞题海战术、疲劳轰炸，而是启发学生的兴趣和主动性。习题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原理，应该每做完一道题就思考一下有些什么收获，绝不是习题做得越多越好。高中期间每天家庭作业也从不超过二小时，所以我可以花很多精力从事社会工作，高一时全班仅我一个共青团员，高三时已发展了十多个团员。近年来我在北大方正研究院招聘员工时很注意他们是否当过干部，因为组织管理能力对于研究、开发和经营都是至关重要的。
中小学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，幸运的是我在南模受到良好的教育，为大学学习和日后取得成绩打下了扎实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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